在“人民共和国党报论坛”第八届(2011)年会上的讲话
□袁军(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

大家上午好!
首先,我代表中国传媒大学,祝贺“人民共和国党报论坛”第八届(2011)年会召开!同时,我也代表年会举办方之一——中国传媒大学党报党刊研究中心、编辑出版研究中心,欢迎各位到会!
首届“人民共和国党报论坛”2004年会,八年前也是在天津,由中国传媒大学党报党刊研究中心和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联合举办。八年来,在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通过七届年会的举办、传播,“人民共和国党报论坛”已成为学界业界知名品牌之一,在国外也有一定知名度。2009年,我们以“中外报刊比较”为题,在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举办“人民共和国党报论坛”第六届(2009)年会,有十多个国家的同行与会。
中国传媒大学作为信息传播领域的知名学府和学术重镇,近年来,我们本着“植根传媒,依托社会,面向世界”的办学思路,大力推进国际化办学;同时,随着与国外同行交往的频繁,我们对西方新闻实务和理念,也多了一些关注和感受。我本人是从事新闻传播史论教学研究的,借今天这个机会,我想从专业角度谈谈今年学界业界热门话题之一——英国《世界新闻报》事件。
今年7月10日,世界传媒大亨默多克麾下的英国畅销通俗小报——《世界新闻报》因陷入窃听丑闻案,被迫停刊,这份长达168年历史的报纸就此成为过去。这件事从传者的角度、受众的角度、政府管控和行业自律的角度,都可以给我们许多思考和启示。
一、传者角度
从《世界新闻报》自身的价值追求来解读这一事件,“窃听门”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近年来,西方新闻界似乎正陷入一个怪圈:一方面,媒体被视为行政、立法、司法之后的“第四权力”,社会地位凸显,往往为了追求单一的新闻自由而忽视媒体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媒体又将自己等同于商业机构,为了实现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出卖名人明星乃至民众隐私,追求新闻真相而采用窃听窃取等非法手段,并试图以结果的合理性而掩盖手段的非法性。不惜利用一切手段迎合并取悦于受众是默多克的新闻观,也是默多克的“成功之道”,同样也是这次《世界新闻报》败走麦城的主要原因。《世界新闻报》的“窃听门”事件暴露了在日趋紧张的竞争关系下,市场化的报业为了追逐利润可能不择手段的趋势。
对于新闻工作者而言,追求真相和刨根问底原本无可厚非,问题在于《世界新闻报》为了迎合受众低级趣味、满足读者窥私欲望,滥用新闻自由,采用窃听等非法手段获取独家猛料,置公民隐私权于不顾。该报通过雇佣私家侦探获取家庭电话,窃听他人手机,偷窥手机短信和信箱等手段获取新闻素材,其窃听范围不但涉及英国王室、各界名流,就连伊战阵亡士兵家属和地铁爆炸案遇难者家属也都成为了窃听对象。其手段已经严重触犯了道德和法律的底线。《世界新闻报》的关张并不代表西方媒体资本逐利本性的消失。
二、从受众角度
英国人爱读报是出了名的。与此同样出名的是英国独具特色的小报文化。小报以追求趣味性为主,同时因片面追求叙事生动而往往不顾新闻的客观性,报道的内容常常以名流新闻和逸闻趣事为主。具有很强法律意识的英国人又极注重对自己隐私加以保护,而对公众人物的隐私报道却充满兴趣。小报为了自己的利益,采用各种招数获取新闻源,大肆炒作,吸引受众眼球。在“窃听门”事件爆发以前,英国人以娱乐的心态阅读《世界新闻报》上的各种名人爆料。一些小报为了更好地满足受众阅读趣味,不惜侵犯他人的人权和隐私,违法获取新闻。结果是低俗的媒体培养庸俗的受众,而这样的受众又养活了如此的媒体。而“窃听门”事件的出现使英国人突然意识到,任何一个普通人都可能成为攻击目标,所有的人都开始担心自己的隐私安全。《世界新闻报》的停刊,有人认为是西方新闻理论胜利回归的结果,在我看来,则是默多克等西方媒体大亨利益取舍所致。
三、行业自律角度
作为老牌的报业大国,英国新闻业并不缺少行业自律,甚至可以说比其他国家更加注重媒体自律和新闻从业者的职业约束。英国是西方最早开展新闻自律的国家之一,其报业自律在西方国家是比较成熟的。英国于1945年设立新闻评议会,1991年在原来评议会的基础上建立了具有行业仲裁效力的报刊投诉委员会(PCC)。1993年3月,英国报刊投诉委员会对《业务准则》进行第二次修改,增添一条新的条款,即:除非确实是以公众利益为正当理由,否则新闻工作者不得通过使用偷听设备或窃听私人电话通话,获取材料或发表以这样的方式获得的材料。
但在《世界新闻报》的电话窃听丑闻曝光后,英国报刊投诉委员会并没有什么作为。究其原因,在于英国报刊投诉委员会只是个行业仲裁机构,不是监管者。因此在电话窃听丑闻发生后,无论是政界还是大众都对报刊投诉委员会的作用和公信力产生了质疑,甚至有政府官员提出要建立对报业的监管机构。正如《经济学人》杂志所说:这意味着英国报业自我约束的时代告一段落。
《世界新闻报》的“窃听门”事件,不仅使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西方新闻自由和伦理道德,还需要重新审视西方媒体与政府的关系。对于《世界新闻报》,历任英国首相都必须与其保持良好关系,否则就会遭到打击,甚至落选下台。无论是工党还是保守党,英国政府同默多克的关系始终密切,都奉默多克为座上宾。英国首相卡梅伦接见默多克旗下媒体的次数,与接见英国其他所有媒体的次数总和相近。“窃听门”事件后卡梅伦宣布,将由一个委员会用一年时间制定出针对媒体的新规则,并称媒体“看门人”的角色应该有效地与政府独立。
我讲这些,并不是说西方新闻界一无是处,我们不能因为《世界新闻报》“窃听门”事件的发生就将西方新闻界一棍子打死。实际上,当自律失效时,还是媒体追踪调查揭开了黑幕。在“窃听门”事件中,正是《卫报》这样的严肃报纸,起到了警察、政府和议会三者都没有起到的监督作用,独立而严肃的报纸对我们这个世界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媒体新闻报道揭露世界的假丑恶,应以弘扬人类的真善美为宗旨,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目的,通过正当途径获取信息,秉持激浊扬清的社会责任意识,维护公众知情权和公共利益。在媒介形态和传播方式正在发生革命性变化的今天,媒体的公信力至关重要。媒体公信力不仅来自准确、权威的事实报道,也来自对法律的遵从和对道德的恪守。多年来,西方国家许多有新闻理想的新闻人写出了许多有影响力的报道,他们所强调的记者要深入第一线、增强报道的人性化、以第三者角度陈述事实、写作需淡化宣传色彩等,这些都比我们那些不接地气、宣传味过浓的新闻报道好,都值得我们学习。对于西方新闻界的理念与方法,需要我们辩证、理性地分析。